写《三重门》占用了韩寒高一的很多时间。他本来对数理化不感兴趣，一开始脱节不懂后，后面就根本跟不上，跟不上就更不感兴趣。这样恶性循环，导致了他高一的留级。那时是1999年7月底。
对 韩寒的留级，我们很生气。还没有放假，在电话里我们就已经在骂他了。结果他倒好，放暑假后直接回了亭林乡下的老家，“躲”在爷爷奶奶那儿，和我们避而不 见。打电话问他在干什么，他说在自学英语。他认为不搞理科，数理化用不上，但外语有用。后来我们看到他在那儿的房间里床头、墙上、柜子上粘了好多写有英语 单词的小纸条。他说学英语主要是掌握词汇量，学语法没意思。直到半个月以后，他估计我们的气差不多消了大半了，才回到金山的家。
留级已成事实了。我们要求他下学期开始一定要认真读书，小说也写好了，况且高一又已经读过一年，总比人家新读的要好一点。
而事实上呢？第二次高一一开学他就“犯”事了。开学不到一个星期，班主任老师就一个电话告到家里，说是韩寒上第一堂语文课时就和语文老教师李老师吵起来了。
那天李老师上语文课，讲如何阅读一篇课文。他说：一要通读课文，二要划生词等等。韩寒觉得那是“废话”，所以坐着不动，根本没记笔记。
李老师发现韩寒不记笔记，当时还不认识，所以就问：最后这位同学，为什么不记笔记？
韩寒说：我上课从来不记笔记，我语文是班级最好的。
李老师说：这位同学话不能这么说，去年考试考几分了？
韩寒说：考60分。
语 文考60分的学生居然自称是班上“最好”的（后来在浙江卫视《韩寒现象》的谈话节目中，韩寒对同去做嘉宾的李老师说，说班级最好我是谦虚的，我一般是拿到 全市比的）。韩寒的学号是50号，班上最后一个数字。李老师看了学号后估计，最后学号的学生不是留级生就是出钱进来的。后来，两人就争吵了起来。争吵的结 果是，班主任要韩寒向李老师道歉。
韩寒没有道歉，他说自己认为没做错的事是没有习惯道歉的。
当然，“不打不相识”。后来，当李老师对韩寒逐渐有所了解后，两人的关系还可以，对韩寒也来了个特殊情况特殊对待。但当时我们听了后很恼火，想韩寒怎么对待老师这么没礼貌。
当晚在电话里骂过后，等韩寒星期五回来又骂了起来。他不甘示弱，坚持认为自己没做错。我们说：至少你的态度错了，不能这么对待老师，而且第一节课就和老师搞得这么僵，以后的“日子”还怎么过？他母亲一怒之下，要他滚出去。韩寒也来了倔脾气，真的拎起书包“滚”了出去。
看到刚回家的儿子离家出去，结果烧好的饭菜谁也没心思动。他母亲火头上嘴里这么说，心里还是不忍的，见我坐着不说话也不动，就指责我为什么不追出去将他拖回来。
我一则怪她说话怎么不考虑后果，随口乱说；二则一贯看不惯有点小事就摔门离去耍脾气的做法，所以就说：“是你要赶他走的，追什么？”
见我没有要去“追”的意思，她自己骑自行车去“追”了。结果兜了一圈后又回来了，哪里还有韩寒的影子。
韩寒走后，虽然我表面上不动声色，似乎很坦然，其实我一直就没放下心来，一直在猜测他到底上哪儿去了。
直到晚上10点，才接到韩寒的电话。我一看来电显示，见是石化的电话号码。一问，他果然乘车到了金山区政府的所在地——上海石化城区。他说打的是公用电话，晚上不回家了，请我放心。
我说：“你不应该拿出这种脾气来。你走后，妈妈找过你了，没找到。”因为没有公交车了，我叫他马上乘出租车回来。他说：“不回来了，明天回来，你放心好了，不会有事的。”
我问他：“晚上睡哪里？”
他说再说，然后就挂了电话。
此后，任凭我再怎么打这个电话号码，传来的都是盲音。可能这个公用电话是只对外的。
他是第二天上午回来的，说是在石化海边过了一夜，很开心。我跟他谈了许多话，并要他以后不管遇到什么事，都不许再这样了。他答应了。
后来他在一篇《来自海边》的文章中写道：
…… 那一夜躺在海边一个高地上，排除发海啸的可能性那里是绝对安全的。那个高地旁边有更高的堤掩护，吹不到风，八九点钟就躺在上面，一动不动看着星星，大有被 人收尸的危险。……然而到后来就吃不消了。平日我衣服穿得极少，严冬也顶多一件衬衫、一件防水外套，可那夜到十二点后，就觉得脚趾冰冷，没有一点知觉，被 人割去几个恐怕我也不知道。更加雪上加霜的是旁边五米处一对情侣正在亲热，不顾我浑身寒冷，也不懂得有福同享三个人一起抱着多暖和……
这一学期，韩寒的数理化等成绩仍然多门功课“红灯”高挂。因为这已经是第二个高一的第一学期了，这样下去，到第二学期结束时将很麻烦。
2 月3日是2000年的农历大年廿九，松江二中的乔校长带几位校领导和班主任专程从松江区赶到金山进行集体家访，商量韩寒的学习问题。这在这所已有95年历 史的上海名校是前所未有的。学校不希望韩寒再不及格。乔校长甚至说，可以把韩寒作为一个班级来对待，派五六个任课教师专教韩寒；韩寒要看书，学校可以给他 安排看书时间；韩寒要写作，可以给他安排写作时间。但是，韩寒要将功课应付过去，至少得求个及格。
开学后，校长又满足了韩寒的要求，给他一个人安排了一个寝室，里面有电话，有卫生间，熄灯时间又晚。这样对韩寒来说有了一个相对比较自由的空间，对原寝室来说也不会再因为韩寒的一些个人方面的事情处理不好而扣分，进而影响了班级的“荣誉”，大家互不相伤。
韩寒对原来的寝室还是很有感情的。为纪念那段难忘的集体宿舍生活，他后来写了一篇散文《那些人，那些事》。文章的最后写道：
昨天是我住寝室的最后一夜，大家好聚好散，兄弟们又说了半夜话。以后我就搬在他们下面的那间101，每天晚上睡觉前嘱那帮子人一定要踩三脚以示告别。
可也许是他的课脱得实在厉害，一下子跟不上了；也许是他真的对成绩，对一纸文凭看透看穿了；也许是他真的想让自己说过的话算数，反正是，他真的太不给学校、不给“教育”面子了。
2000年3月18日晚，韩寒的班主任打电话到家里来，叫我到学校去一次，说校长找我商量一些事。
我忐忑不安，估计肯定不会是好事。
3 月21日下午，我抽出时间赶到松江二中。校领导说：韩寒的学习情况越来越差了，上课经常迟到，晚自修经常出去买东西吃；上课时睡觉、看书（不是教科书）， 耳朵里常塞着耳机（其实他的随身听已经被人在寝室里偷走一年多了）；寝室里乱哄哄，摊得一塌糊涂，班级的分数让他扣光了，等等等等。虽然这些事我已经听到 过好几遍了，但我还是老老实实地听着，并为韩寒的种种犹如“害群之马”的表现而在老师面前难为情。还是从初中开始，逢到学校通知开家长会，我和他母亲总是 推来推去，谁都不愿去，恐怕老师当着别的家长的面批评起来脸上挂不住。但今天这事是老师点名要我去的，我只得硬着头皮聆听老师的批评。
校 方说了许多韩寒的表现后，进入了实质问题。校方说：韩寒如果继续读下去的话，一是，首先要给个处分，因为他有上述诸多“违反校纪”的行为。但韩寒根本不把 学历、文凭当回事，而且上次老师对韩寒说因为没有处分他的缘故，学校对其他违纪学生也难以处分，不然“摆不平”，韩寒马上爽快而真诚地说，那处分我好了， 所以这招可能对韩寒毫无约束力；二是韩寒照这样下去，估计还是不及格。再留级的话，根据有关规定就得退学或转学。为此，校方提出，现在最好的办法是先回 去，休学一年。一年中，如果走得出自己的一条路，最好；如果一年以后自己回过头来想读书，还可以回到学校，学校为其保留一年学籍。其间，他还是松江二中的 学生，还可以参加学校里的一些活动。
学校要维护自己正常的教学秩序，这么一所古老的学校做出这么一个很有新意的决定，我想已经是破例了，对韩寒表现出了他们能够做到的最大的宽容。我也感到，在没有别的办法的情况下，这也许是最好的办法了。
这时，班主任也把韩寒找来了。
我征求韩寒的意见，他表示非常愿意休学。
我说：那我尊重你的选择。
送我去乘车的路上，韩寒说：“爸爸，你放心，我会做出点成绩来证明自己的。别人看不起我，我自己要看得起自己。再说我又不是一点没有理科基础，将来用得到，我会自学的。”
乘在回家的车上，不知怎么，我反而有一种解脱的感觉。同时我又担心，回去怎么向他母亲交代？
“你怎么会同意韩寒休学？”果然，我回家一说，立即遭到了韩寒母亲的责问。
这 一晚上，我给她做了半夜的工作。我说让他去闯吧，他要走自己的路，就让他走去。教育的目的本身就是为了学会生存。如果他能生存得很好，又何须高中文凭，又 何须走考大学这座独木桥。大学毕业，甚至研究生毕业又如何呢？还是要解决生存问题。再说他现在在学校里几乎上什么课都不听，的确是既浪费他自己的时间，又 影响别人，还影响老师的情绪。既然书读得精神疲惫，不堪重负，他又适应不了学校的现行规范，那么还不如休学。他只要将来不做政府官员，不当大学教师，不在 意进不进单位、有没有正式工作，更不在意学历这个虚名的话，那么一纸文凭对他来说真的比一张草纸还不实用。他过去常说，他即使读大学也是为我们而读，到时 他会将文凭朝我们一丢再也不会去用它。他甚至还开玩笑说，你们一定要的话，我去帮你们买一张来。现在，在社会上买张各类学校、各种学历的文凭的确不是件难 事，而且绝对比“正版”的便宜。既然国家和社会“尊重知识”，似乎对证明学历的那个本子十分看重和需要，那么总会有“市场”去“弥补”国家文凭“生产能 力”的不足。不过，如果读书读到为我们而读这个地步，那真是索然无味、毫无意思了。何况人们的观念也会逐渐变得合情合理，社会也在进步，不会永远一概只讲 文凭而忽略能力的。作家出版社就并没有因为他是高一学生没有大学文凭而不出版他的小说。再说知识随时可学，随地可学，不为文凭的学习也许更像学习、更派用场。
韩寒母亲被我乱七八糟似是而非似非而是地一说，居然也似通非通似睡非睡迷迷糊糊地睡着了。
于是，由韩寒自己写了个休学申请书。他周末回来时，我签了名字。
可是，4月4日我又被叫到学校。
还好，是校领导向我核实一下韩寒的休学申请书上我的名字是不是我签的。我说是的。校领导说，那就好，他们一开始以为那名字是韩寒签的。我说，肯定是我亲笔签的。他们说我的字很像韩寒的字。其实，是韩寒的字有点像我的字。不过，真的写起来，韩寒的字要比我的字漂亮。
校领导说，他们看了韩寒的休学申请书后，经研究同意韩寒休学，并表示当天就可以办手续。
所谓手续，也就是校领导去校务处签个大名。
校方希望办了手续后，韩寒能尽快离开学校。
我说一两天内就来把行李搬回去。
我叫韩寒先收拾一下，如果有欠同学的钱，借学校的书什么的，都要还清。
第二天，4月5日，因为我实在走不出，就由他母亲去学校接韩寒回家。
同去的舅舅开玩笑说，韩寒“大学”毕业了，我们来接你回家。
离校时，韩寒带回了许多平时买的“闲书”和上万封全国各地大部分是中学生的来信。只是教科书没有了，他说早就全部撕掉扔了。
“所谓教科书，就是指你过了九月份就要去当废纸卖掉的书，而所谓闲书野书也许就是你会受用一辈子的书。”许多人都把这句《穿着棉袄洗澡》里面的话当成了韩寒的一句“名言”。
走的时候，韩寒几乎没有和谁告别。
在此前四天，也就是2000年4月1日，上海市市长徐匡迪在一个叫“今天我们怎样当校长”的座谈会上说：“……每一所学校都应使学生在走出校门时，对未来充满信心，对母校充满感情，对社会充满希望。”
我不知道也不想去猜测韩寒当时是一种什么心情。
韩寒竟然会以这种方式离开学校，告别或者至少是暂别学生的生涯，是我所始料未及的。十多年前，当我把儿子交给我们信赖的“教育”时，我们虽然不能具体地设想出若干年后“教育”会还给我们一个怎样的韩寒，但绝对不应该是这个样子。
（摘自《儿子韩寒》，韩仁均著，上海人民出版社2000年12月出版。）
虽然名字只是一个人的符号，但我还是认为我的“符号”过于普通，于是，我为自己取了个很得意的笔名：韩寒。
如果我当年真的启用了“韩寒”这个名字的话，那么现在的“韩寒”也就不成其为“韩寒”了，中国也就不可能出现一个“韩寒现象”了。
也不知怎么搞的，我忽然觉得有点舍不得用掉这个我为之很得意的名字，我要把它当作一笔“财产”——不管它值不值钱——送给我的儿子或者女儿。
当时，韩寒的母亲正怀着孩子，但我们还不知道未来的韩寒到底是儿子还是女儿。不过我们已经决定了，不管孩子是男是女，他(她)都叫韩寒。
后来一直有人问我，韩寒是不是生于寒冷的冬天?
我说不是，韩寒与寒冷和冬天无关。韩寒生于一个秋日的早晨。
当护士把他抱给我看时，我很失望，想这就是我的儿子?别看韩寒现在像模像样的，但当时襁褓中的韩寒皮肤绯红、双眼紧闭，额上长满黑茸茸的胎毛，整个头部上边小下边大，而且鼻梁也似乎有点塌，整个一个丑小鸭。
但他再丑，“韩寒”的名字也只能给他了，父不嫌儿丑嘛。于是，“韩寒”就成了我们的儿子，我们的儿子就成了“韩寒”。
韩寒小学就读于上海金山县亭林镇中心小学。
读一年级时，一次他母亲到学校去接他。还没放学，他母亲就和其他家长一起在教室外面看他们上课。
当时正在上语文课，老师在教学生用“山”组词。大家纷纷举手，学生们把“山”分别组成了“上山”、“下山”、“土山”和“高山”这四个教材上“指定的 词”。这时韩寒举起了小手，他母亲紧张得连大气都不敢出，目不转睛地盯着。老师叫他起来，韩寒说出了一个书上没有的词“金山”。他母亲终于松了口气。
别看现在韩寒老是和应试教育作对，可小时候却对分数十分认真。一年级期末考试韩寒语文得99分，原因是他把“一座桥”写成了“一坐桥”，老师批错，扣了 1分。韩寒不服，居然去找老师论理，讲字典上说的可以这么用。后来当场查新华字典，在这个用法上，两字果然相通，老师对他大大鼓励了一番。
初 识汉字以后，韩寒就开始像模像样地看起了《故事大王》等刊物图书。韩寒从小就一个人睡一个房间。当时我们要求他晚上8点钟睡觉。可他根本不能按时睡觉，有 时就钻在被窝里看书。有时我们把书没收掉后，等我们睡着了，他还会拿书偷看。二三年级的时候，韩寒写作文就开始“虚构”，编情节，他似乎从未为许多小朋友 都感头痛的写作文头痛过。
小时候韩寒非常喜欢看卡通片《米老鼠和唐老鸭》以及美国情景喜剧《成长的烦恼》。当然我们也挺喜欢这两部片子，一家人 常常是一起看得乐不可支。《成长的烦恼》我们还录下了好几集，以后韩寒经常拿出来放上几集。就像后来他喜欢看钱钟书的《围城》，不止一遍地把家里那本《围 城》翻得破旧不堪一样。小学的时候，他就经常讲一些笑话，并在《故事大王》和《故事会》上发表过几则小幽默和笑话。
韩寒从小就有一些我们觉得很不好的习惯，就是丢三落四，粗心，“马大哈”，对许多事情都不太上心。有些事情我们跟他说时，他“嗯”得好好的，我们以为他听进去了，可事后他竟一点都不知道——事实上他当时根本没有听进去。
韩寒读初中住到朱泾镇后，就单独自己带钥匙了，至今让他丢掉的钥匙不下十把。我每次配钥匙都是几套一配的，弄得我快成了那位配钥匙师傅的大客户了。一天 晚上我和他母亲因老家有事回了亭林，谁知这天韩寒正好丢了钥匙，结果这天晚上他在房门外的楼梯上蜷缩了一夜。当时想想心里很不忍，后来又一想让他吃点粗心 大意的苦头也有好处，让他知道粗心是要付出代价的。韩寒的文具用品也经常缺掉，课本和作业本也经常找不到。一次他好不容易凑满一元五角买了份《南方周 末》，结果到了家里发觉根本没有拿报纸——当时只顾了凑钱。
韩寒喜欢乱丢东西。从小，他玩到哪里，就把东西放到哪里，就把自行车停到哪里。所 以一到晚上总有邻居把韩寒丢在那里的衣服、玩具等东西送回家来。一次，我在修剪屋前的冬青树时，在树叶间发现了两张十元钱。我感到很好奇，便去问韩寒。这 事除了韩寒不会是别人干的。果然，韩寒说，怪不得他后来想来想去想不起那二十元钱到哪里去了。我问他那为什么把钱“藏”到了那里?韩寒说他没藏，可能是当 时正好拿了钱去买东西，忽然遇到了谁，或者是忽然想起要做一件什么事，便随手把钱往那儿一“放”，事后就忘了。
事实上，韩寒的这种“粗心”让他“失去”了很多。譬如他考试考不到双百分或者考不到理想的分数，这种丢三落四别说会成就“大事情”了，就是他学生生涯中唯一当上的一次“官”也让弄丢了。
读小学低年级的时候，韩寒当上了班级的学习委员，也就是“两条杠子”的那种小干部。他的职责是负责把各个小组长收起来的作业簿子交到老师那儿去。可有一 次，老师好久批改不到学生的作业，就去问学生。学生们都说早就交给小组长了；问小组长说是早交给韩寒了。查到最后，那叠作业簿静静地躺在韩寒的课桌抽屉里 好几天了。老师决定让他“停职检查”，小小年纪的韩寒竟如释重负地长出了一口气说：“无官一身轻!”令我们差点喷饭。
韩寒母亲属狗，韩寒又属狗，这样就使我整天在“狗窝”里生活，自然便与狗结下了不解之缘。大约是“人以群分”的关系，两个不是狗的“狗”都挺喜欢狗。
还在韩寒读小学低年级的时候，他母亲不知从哪儿抱回了一条小黄狗。那小黄狗长得小巧玲珑，一表狗才，一身亮油油的黄毛紧裹全身，人见人爱，狗见狗喜。
这一来，韩寒便有了一个新的亲密伙伴，常牵着它玩耍，在村里走来走去，爱不释手。
小黄狗长得很快，且爱管闲事。有一回它到邻居家去误抓了吃过老鼠药的老鼠，很快就中毒了。我们发现它的时候，它正往河里跑，乱扑了一气后，爬上岸来，钻 到了灶膛里。一会儿它又跑出来朝外狂奔。韩寒见它那痛苦的疯样，吓得跟在后面穷追。最后狗倒在了村西头的河边。韩寒把它抱回来放在场地上。小黄狗浑身湿 透，躺在地上口吐白沫，四肢乱蹬，身体发硬，那双眼睛挺可怜地望着围观的人们。韩寒大哭着要我们救救小黄狗。我们凭着一丁点少得可怜的急救知识，去泡来了 肥皂水灌进狗嘴里解毒。可没用，小黄狗又挺了几下腿后怀着对这个世界或者说是对韩寒的无限依恋断了气。韩寒哭着要我们埋了小黄狗，让它“入土为安”。我们 便在屋后河边的竹园里挖了一个坑将小黄狗埋了。韩寒在埋小黄狗的地方插了一块小木板，上面用毛笔写上“小黄狗之墓”。
小黄狗死后，韩寒伤心了好几天。后来又养过一条不太漂亮的小花狗，也没养成功，死因与小黄狗相似。这之后一段时期我们不敢再养狗，免得养不成功，倒弄得很伤心。
2000年8月初，韩寒在青岛为他的《三重门》和刚由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的文集《零下一度》签名。韩寒签名有个习惯，就是始终低着头不看人。想知道后面 还有多少人，也得问旁边的保安人员。那天，韩寒签着签着忽然眼前一亮，面前竟出现了一只很小很好玩的黄白相间的狗。韩寒猛然精神为之一振。签了那么多名， 签名队伍里还是第一次出现小狗，而且还是如此漂亮的一只小狗，难得的一位小知音。小狗的主人是一位女孩。韩寒便问那位女孩讨过来玩了一会，签名活动不得不 中断了几分钟。
韩寒的初中借读到了金山区朱泾镇罗星中学。到罗星中学后韩寒写的第一篇自我介绍性质的作文《我》，令当时的副校长、韩寒初中的语文教师彭老师赞不绝口。读初中时一次参加作文比赛选拔，他在一节课上写了两篇作文。
读初中以后，韩寒对课外书籍的涉猎越来越广了，我们的这点工资收入是远远满足不了他的买书要求的。1997年春节过后，当时韩寒念初二第二学期，我对韩 寒说，我带你去金山图书馆办个证，他们晚上也开放的，你可以到那里去阅览或借书。于是，我带韩寒去图书馆办了个证。以后，韩寒又一个人单独去看了几次。在 那里，他接触到了众多的少儿报刊。但就是那几次有限的阅览，使韩寒对他的同龄人的总体写作水平有了一个大体的了解，并产生了一种奇怪的想法。他说那些少儿 报刊上的文章写得太滥太幼稚了，他完全可以比他们写得好。
1997年的几乎整个3月份，放学后晚上做好作业，韩寒都着了魔似的开始写作，一篇 几千字的小说常常只一个晚上就写好了。而且他还写得一手很好的钢笔字，写的文章初稿就如别人改定誊清的稿件一样，基本上都是一次“成形”的。 这一个月 里面，他写了十多篇小说散文，有的给我看了，有的不愿意给我看，寄出去连底稿也没留。大约一个月左右，江苏少儿出版社的《少年文艺》最早给了韩寒回音，说 是他的小说《弯弯柳月河》(即《零下一度》里面的《傻子》)准备刊用。当年，7月号、9月号和11月号的三期《少年文艺》分别发表了韩寒的两篇小说和一篇 散文。他当时一鼓作气写的文章中，有的还发表在广东的《少男少女》和少年儿童出版社的《少年文艺》等刊物上。
韩寒的写作似乎只是想证明一下自己这方面的水平。这之后，他又几乎没有再写什么东西了。
1999年1月18日，星期一。那天我下班回到家里，发现已经就读于松江二中的韩寒回来了。韩寒人不在家，是他摊得乱七八糟的东西告诉我的。他是昨天下 午刚返校的，今天不应该回家，到底是怎么回事呢?我的心里不禁有些担心。对一名学生来说，不应该离校回家的时候离校回家总不会有好事。
正在我不安和猜测的时候，我发现书桌上摊开着一些书和一篇文章的底稿，文章题目是《求医》。我不禁看了起来，而且看得差点笑痛肚皮。
看过文章，我终于大体知道了他星期一离校回家的原因了。前些天他就在电话里说寝室里有同学得了疥疮，老师怕传染给别的学生让他回家去休息了。我当时还在 电话里要他勤换内衣裤注意个人卫生等。看来他自己也得疥疮了。不然他不会中途回家，也不会有感而发，把“求医”写得那般精彩。
不一会，韩寒抱着球回来了。一问，果然是患了疥疮，老师同意让他回家在家里复习一星期。跟他说起文章的事，我建议把这篇《求医》寄去参加《萌芽》杂志和北京大学等七所高校联合举办的首届全国新概念作文大赛。
1999年3月28日是星期天，大约上午9点钟左右，韩寒接到《萌芽》杂志编辑的电话，问韩寒昨天为什么没去参加复赛。我们这才知道没有收到复赛通知。
于是我马上和韩寒一起赶到汽车站，在旁边乘上了一辆出租车，赶在评委们吃中饭以前赶到评委住地。
接着，就在一间客房里，《萌芽》的一位编辑即兴出了一道补考韩寒的试题：他随手将一团很厚的道林纸捏成一团，然后将它置入一只盛有半杯水的漱口杯中。这 与其说是考题，还不如说是谜语。面对“谜语”，我在一旁为韩寒担忧：这样一个“题目”，能发挥出一篇什么文章呢?韩寒思考了一会后，在稿纸上写下了标题 《杯中窥人》，显然他已经思考好了这“谜语”怎么去“猜”。
大约一个小时时间，韩寒“补考”结束，将写好的文章交给监考老师。监考老师告诉他根据复赛规定可以考三个小时。韩寒说不用了。
下午3时举行颁奖大会。会上，《萌芽》杂志的主编赵长天专门对一位郊区同学因邮路关系未能收到复赛通知，评委会决定让其补考的事作了说明。接着宣布获奖名单时，我注意听着，韩寒名列一等奖之中。
我们并不知道，韩寒从进入松江二中读高一不久，也就是1998年的下半年起就开始了他的长篇小说《三重门》的写作。我是在他高一的第二学期，即1999 年的2、3月份才知道他在写小说的，那时他的小说已接近尾声了。我是趁给他复印的机会才看上一遍的。1999年12月份，在上海组稿的作家出版社编辑知道 韩寒写了部长篇小说《三重门》，马上和韩寒联系，要求韩寒尽快将书稿送去。
果然，2000年初，那位编辑就给了韩寒一个新千年的惊喜：作家出版社决定尽快出版韩寒的《三重门》。这是作家出版社出版的第一部高一在校学生写的长篇小说。
写《三重门》占用了韩寒高一的很多时间。他本来对数理化不感兴趣，一开始脱节不懂后，后面就根本跟不上，跟不上就更不感兴趣，这样恶性循环，导致了他高一的留级。那是1999年7月底。